经典解读新常态

许小年:中国历史上改革成功仅两次 改革开放是其一

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亦出台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政策。有媒体便称,此次三中全会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球的焦点再次聚焦在中国改革之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中,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其他的改革或变法都以失败告终。

在此,许小年将为我们讲诉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希望中国新一代灵道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带领中国人民继往开来,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中国持续繁荣稳定。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题目是《改革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改革与革命不断出现的历史。在当前的情况下,企业界、学界、甚至一些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一些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和大家一样,也想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方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一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很容易迷失在当下。

中国历史上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改革成功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延绵不断的,有几次重要的改革,比如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为秦国崛起成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的不太多的一次改革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在史学家看来,王莽的形象相当负面,王莽实际上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大臣,他在西汉末年就认识到当时突出的社会政治矛盾,试图通过改革解决矛盾。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这是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做出的历史评价。

在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又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实际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影响,比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被后来的隋唐继承。但是,因为北魏是鲜卑族拓拔氏建立起的政权,属于外族,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的时候总带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

孝文帝改革之后,又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改革。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从1572年到1582年,共十年。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实际上不是一次改革,改革深度和范围与王安石变法无法比拟,只不过是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整个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比较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法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变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已经流产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很简短回顾了一下历史,粗略讲,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每隔四五百年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是时间的偶然,也许是中华帝国的制度和问题积累到一定时间,必须通过改革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可以说是“500年必有改革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历史学一个永恒的命题。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失败,也就是说,商鞅和秦孝公变法成功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变法都失败。我用“改革”和“变法”,其实这两个词是互用的,是同一个含义。

虽然中国历史上每隔四五百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虽然在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 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转型才算完成。历史教科书里有很多说法都是值得推敲的,比如“秦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这一论断在今天史学界被公认为是错误的。从学术界的定义来讲,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了封建社会的彻底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也就是皇权官僚专制时代。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拉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序幕。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清朝,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他的判断,我基本同意。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

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端,有的史学家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的认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也有人把时间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有怎样争论,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转型,台湾走在了前面,而中国大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毫无疑问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改革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都是改朝换代,却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但是这两次成功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使所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在这些改革中,为什么一头一尾成功了?我把成功的改革叫做“突破型的变法”,把失败的变法叫做“修补式的变法”,历史上的变法和改革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突破型的,正因为敢于突破,所以成功;另外一类是修补型的,正因为目的是修修补补,所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没有办法获得成功。突破型变法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增量改革的方法,突破现有体制,使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而这些新生力量就是抗衡守旧派的生力军,依靠这些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推动技术,对现有制度形成突破,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这实际是用经济学的方式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种结合。

制度变革的意义就是使社会变得更加有效率。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人们的激励机制,使得古代乃至在现代中国产生更高的效率。中国古代社会生产资料中有两种是最重要的,一是土地,一是人。如果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如果人能够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于是达到变法者所设想的富国强兵的目的。到了现代,资本变成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和创新对生产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总资源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增加社会总产出,把蛋糕做大,就能够实现在变法过程中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也就可以把变法变成一个双赢、多赢的博弈。

制度变革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还是双赢、多赢,决定了变法的成败。如果改革和变法仅仅为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受损一方或者受损的多方对变法会是什么态度?抵制、阻挠。如果变法可以使社会上所有的人(理论上所有的人)受益,那么对于新制度、新政策的阻力会大大降低,会使得制度生根固定下来。

变法和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就是能不能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不能够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要使所有社会成员从一项改革中或变法中受益,变法必须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增加社会总财富,而为了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变法必须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一逻辑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

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不变的情况下,要使蛋糕做的更大,必须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变法一定要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会激起利益受损方的阻挠,变法成功性就会大大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突破型变法实现了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修补式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比如王安石变法和王莽的新政,在变法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变法、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而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一定是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候新生出来的力量。在商鞅变法中,这个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这个新生的力量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居民和企业家。

修补型变法是完全的自上而下,而突破型变法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比如邓小平改革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商鞅变法的新政也不是商鞅自己躲在宫殿里想出来的,而是来自实践。

王莽的变法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今天看一下历史记录,对王安石个人不得不佩服,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但他工作勤恳、用心良苦、设计周全、工作努力,从人品、工作努力程度、个人聪明才智上都无可挑剔,但遗憾的是他的方法是错误的,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

用政府取代市场会有两个问题,第一、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甚至发生激励方面的冲突,结果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够做大蛋糕。王安石变法设计得很精巧,但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王安石当初所设想的目的,反而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打乱了市场秩序,不能够把蛋糕做大,变法变成利益再分配的博弈,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王安石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

一旦变法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天生就是保守的,官僚体系中既没有激励,也没有信心把新法设计好、执行好。当新政不能够得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就会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就是人亡政息。

变法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最后的结局。商鞅最后结局很悲惨,但对于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新政权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为什么?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不想改。所以,一项变法或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或者改革者个人的结局,而是要看变法者或者改革者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以此作为判断标准。

邓小平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

再看下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改革取消了中央计划,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和“废井田,开阡陌”是一样的。但邓小平更多的是鼓励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由利润来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来激励工人,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了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企业流向了高效的民企,所以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改革实际上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了人力资源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把蛋糕做大。经济高速增长,各阶层人士都获益,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执政党地位加强,这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市场制度发展到今天,如果说中国再回到中央计划,恐怕没有人会支持,就像商鞅或秦孝公死后,如果秦国人说再回到旧制度,恐怕也没有人赞成,因为效率的提高使社会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新制度的优越性。新制度优于旧制度,市场经济优于中央计划,不管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在社会问题上有多么不同的认识,我相信这一点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中国不能再倒退回中央计划,市场经济是我们坚持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

和商鞅变法相比,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要形成社会共识。从真理检验标准讨论开始,我们建立起全社会关于改革的共识。成立独立的国家体改委,减少了利益部门的干扰。

邓小平的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设计,也有自下而上的实践。比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干出来之后,由以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变成全国政策,变成新的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是违法的,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联

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地位,距离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城镇的民营经济和农民的包产到户这都不是小平的设计,而是民间自发的创造。对比一下王安石的变法,完全的顶层设计,二者所取得的效果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改革强调基层创新?因为基层创新更加贴近市场,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自己做的事如果对自己没利他也不会做,所以基层创新具有激励、协调的性质。“激励的协调”是经济学上的词,对我有利的事就会积极去做,对我不利的事就会千方百计回避。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激励不协调,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新方案在实践中无法执行。

因此,改革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我想提出的是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经验,变成政策和制度在全国推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做的。“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不要再争姓资姓社了,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就允许去做。”这是小平的原话,不要再争论姓资姓社,回避意识形态,是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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